马建辉：何建明报告文学思想初探

　　一、生活比文艺本身要精彩

    在谈到报告文学创作时，何建明常常强调社会生活本身在这一文体创作中的意义和地位，他认为，比起其他文学样式，报告文学尤其要求把客观的社会生活作为其表现的核心，“报告文学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文学，蓬勃多变的现实社会生活，永远是它成长和发展的坚实基础。”[①]另一方面，报告文学作为文学，而不是新闻通讯报道，则在于报告文学挖掘的是富有文学性或艺术性的生活。何建明一直认为，“生活比文艺本身要精彩，如果是满怀感情非常认真地去采访，作品就会有很强的艺术性。只是现在一些艺术家、作家没有在生活当中挖掘、采撷鲜活的素材，才导致作品没有感召力。生活本身比艺术作品要精彩得多，有了精彩的生活素材，剩下的就看作家和艺术家的功力了，功夫用到了，反映的生活就是精彩的，艺术作品也是精彩的。”[②]

    本来，通常的文学理论都主张文学应该比普通的社会生活更高、更典型，何建明的观点似乎与此不同。其实，何建明的观点强调了两个方面：其一，是报告文学与其他文学样式的区别，报告文学也需要提炼生活、选择细节、塑造典型，但它的典型是直接来源于生活的，减少了其中的虚构和想像的成分；其二，是对当前有些文学创作脱离社会生活、脱离人民群众的现象的不满和矫正，他说：“现在大部分的作家，照我的话说，过的是一种贵族式的生活。著名作家物质条件都非常好，根本不用到现实生活中去谋生，看看网络、看看电视，过着‘二手’生活、‘三手’生活。生活状态不到位，情感就到位不了，作品也到位不了，出不了大作品。”[③]显然，面对这样的一种文学创作状况，强调“生活比文艺本身要精彩”，强调社会生活本身就格外具有其现实意义和针对性。这一论断无疑对报告文学，乃至对其他文学样式的写作都具有警醒作用。

    何建明所理解的生活不是抽象的，更不是琐碎的，如新写实主义作品所表现的那样。他认为，报告文学所表现的生活是以人民为实践主体、历史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外在地表现为民生问题、群众疾苦问题，内在地表现为社会动力、国民灵魂的问题。何建明说：“中国当下真正的社会矛盾和心灵危机根本就不是什么婚外恋之类，如果一个作家没有内心的焦虑、没有对人民的感情、没有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表达主题、去关心群众疾苦、体察人民愿望，急人民所需，其作品很难得到人民的检验。一个有责任感有良知的作家其作品应该更多地反映对民生问题的焦虑，对国民灵魂的关注。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更应在时代进步的伟大实践中汲取创作灵感，只有与时代同步伐，踏准时代前进的鼓点，其作品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④]“报告文学理所当然要真实记述那些能反映这个时代主流和本质的人和事。毫无疑问，昨天的改革、今天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精神风范，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和本质。”[⑤]这里，何建明既明确指出了迷恋“婚外恋”等非本质性的生活现象可能会产生的对作家把握生活真谛的阻碍，也阐明了真实的生活的特质。这也再次验证了“真实非实在”、“熟知非真知”这两句西方哲言。可以说，“生活比文艺本身要精彩”这个判断的可贵和深刻之处正在于何建明对于生活本身的理解，上面这些论述全面而充分地阐发了作家对于社会生活、对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理解和把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就是对他所理解和把握的生活的秉笔“直写”。没有对生活本身的理解，就不能真正、全面、深刻地理解何建明的“生活比文艺本身要精彩”这一命题的丰富意蕴。

    那么，怎样才能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实现生活的精彩呢？何建明的回答是“去研究”，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以科学的态度去研究现实生活。只有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达到对社会生活的正确认识——“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是现实社会在作家头脑中的艺术形象反映。一部好作品的诞生，有赖于我们正确地、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认识社会，并在这种认识中提炼和形成作家独特的创作思维判断和艺术形象”[⑥]。何建明说：“中国作家缺失的是对生活和时代本质的认知，跟现实生活、主流生活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所以他们的作品描述现实生活不到位。这造成了作品既不能鼓舞和影响读者，也不能喜闻乐见。真正呈现当代现实社会真实生活的作品是缺位的。为什么现在的作品读者不愿意看？他们写政界领导腐败，却触及不到那些高级干部到底如何腐败；他们写商人如何做生意，却只了解一点皮毛。所以一些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看不起这样的东西。”[⑦]对于这样的缺憾和弊病，“以科学的态度去研究现实生活”确乎是一剂良方。有作家称当前文学缺乏的是思想性，而这思想性并非空穴来风，它的深邃和睿智缺少了对现实生活的正确理解将无从谈起。

　　二、在关注现实中显示出直面社会的人格力量

    客观现实生活是报告文学表现的核心，纪实性(即“纪实时代生活的现象和本质”[⑧])是其最本质和最显著的特点，那么，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自身在作品中是怎样存在、如何显现的呢？何建明说：“作家应是时代的见证者、时代进步的推动者，在关注现实中显示出直面社会的人格力量。”[⑨]“直面社会的人格力量”是何建明对报告文学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存在的基本要求，在其相关思想中，他充分展开了这一命题的深刻内涵及其对于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

    首先，何建明认为这一人格力量是深厚而丰富的。他说：“我始终认为，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具有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学家的头脑。写作时要调动自己的各种能力，包括知识储备、自己对某方面问题的关注与研究。”[⑩]“报告文学作家首先必须具备政治家素质，对社会、对时代有高起点。二是有社会学家素质，有很多知识的积累。三是必须有思想家的素质，善于思考，有对社会独立的认识，有很强的判断能力和提炼能力。四是要做好一个普通人，因为做人特别重要，作家不首先做好人，没有普通人的情怀，就不会为身边的人民群众着想。最后他才应该是一名作家，有文学修养、不断进取，善于研究文体，这样才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11]政治家素质使作品具有高度，社会学家素质使作品具有广度，思想家素质使作品具有深度，普通人情怀使作品具有圆度，这四个向度的诉求就使报告文学作品格外具有一种综合性或丰富性，这既是报告文学在新的时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文学欣赏水平的需要，也是报告文学日益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这些方面形成了作家人格力量底蕴的基本方面，它所达到的一定水准制约着报告文学作品的内在品质。

    其次，在何建明那里，对人民保有强烈而真挚的感情是“直面社会的人格力量”的重要内在素质。他认为，“要成为文学大家，第一需要具备的是对时代、对民族尤其是对自己的人民有深深的感情。”[12]“对人民缺乏感情的作家不可能给人民以精神的力量。对人民缺乏感情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人民的‘代言人’的。”“现在有的作家常常自以为是，只会坐在书斋里高谈阔论，而对今天人民群众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人民要求什么根本不了解，即使某些作家因事触情想站出来为人民说几句话，结果到头来仍然发现自己只能说些不贴边际的话。作家只有虚心诚实地向人民学习，融入他们中间，做他们的知心朋友，才有可能获得创作的养分和灵感，才能‘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给人民以信心和向上的力量’。”[13]作家作为个体可能是软弱的，而当他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就会变得无比强大。伟大的文学创作，需要作家有一个强大的内心，有不可曲折的内在力量，而这一点只有把自己融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才能实现，因为那时他的力量已不仅仅是个人的力量，而是人民群众总体的力量。

    再次，与对人民保有强烈而真挚的感情相关，何建明还常常强调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要具有一种对人民、对社会的责任意识、使命意识，这也形成着他所说的“直面社会的人格力量”的一个维度。他说：“关注民生，是文学和作家的一种基本责任。文学如果想获得人民更多的喜爱和关心，作家就必须时刻想着自己的人民，只有这样，文学才会在人民中保持着旺盛的生命。”[14]“人民群众喜欢不喜欢我写的作品，我自己的作品是不是为人民和百姓说了话——这是我内心一直存放着的一把金铸的秤杆！它与我的生命同等重要，它是我的文学生命的全部支撑点。”[15]为此，他强烈反对某些作家思想中脱离民众的“精英意识”和“贵族化”的写作倾向，“一个好作家应该积极地融入到生活的各个基本层面中，而不应该进入到贵族化的写作状态。如果你给社会展示的大多是你个人的感受和情感，那么你对社会的责任心又在哪儿呢？”[16]他主张：“作家写作应该有两个立场：第一，客观的立场，第二，代表人民利益的立场”。[17]“只有把国家的最高利益和人民利益联系起来，站在百姓立场上写作，作品才有生命力。”[18]客观立场、百姓立场，以及在这立场上生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生成“直面社会的人格力量”，这一力量会在作品中向读者显现出来，从而增强报告文学作品的“以文化人”的感染力。

    何建明认为，报告文学作家的人格力量在作品中虽说是潜在的，但那些鼓舞着、激励着、感染着读者的作品元素却无不渗透着它，显示着它的灵魂性存在。所以要创作出有力量的报告文学作品，作家必须磨炼自己的意志，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自己的认识，培育自己的精神。他说：“在新的世纪和我国社会主义新的阶段，作家们要创作出能鼓舞人的优秀作品，同样首先需要的是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有了这种积极状态，才可能努力地去参与和关注这个伟大时代正在进行的改革，并以健康的心态，真诚的热情，负责的态度去了解和拥抱火热的生活，用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分析和认识现实生活的各种情形，从而透过现象，寻找那些符合时代精神，符合我们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典型艺术形象。”[19]

　　三、“国家叙述”其实是报告文学文本本身所决定的

    一些文学评论家把何建明的写作形态概括为“国家叙述”，意思是说其“多数作品通常是写大事件或大背景，都是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在叙述，其影响和意义也是国家与时代层面的”[20]。对此，何建明指出：“我的‘国家叙述’其实是报告文学文本本身所决定的，而要反映现实的中国历史画卷，‘国家叙述’是必然的。它的核心就是关注时代、关注民族的命运、关注民生和百姓疾苦。”[21]这一论述涉及到报告文学的基本特质和功能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报告文学的基本特质和功能是什么？“纪实”当然是一个基本方面，但如果只停留于此，理论就无法推进，当“纪实”成为报告文学特质或功能性的常识，再反复强调这一点，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因为它已经不能再为我们提供新东西和新思路。而何建明的“‘国家叙述’其实是报告文学文本本身所决定的”这一论述，则显然是对报告文学特质和功能的进一步思考，特别值得理论研究者加以关注和重视。

    报告文学是时代趋势的风向标，而从总体上较为科学地把握时代，宏大叙事显然比微观叙事更有优势。“国家叙述”从国家的总体出发去观照所叙之事，发现笔端人物、事件的时代意义和价值，或者说发现笔端人物、事件所表征的时代特性和时代趋势，这无疑是对报告文学应如何“纪实”、怎样“纪实”的深刻阐发，为报告文学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实现“纪实”功能有着深刻启示。这是对报告文学文本本身特质的一种具体表述，使人们对报告文学的“纪实性”有了更为确切的理解。

    任何“纪实”都不是无态度的，因为任何“纪实”都是有所选择的，“国家叙述”当然也不例外，它有所肯定，有所否定；有所讴歌，有所批判。何建明对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独到的看法。他在2009年答《文学报》记者问时说：“其实，‘国家叙述’并不一定都是唱赞歌，而是一个作家对一个时代、一段重要历史的负责任的记述，这中间有我对这个时代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事实调查与独立思考，当然这种独立思考也代表了一个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和国家及人民的那种真挚感情和使命式的思考。毫无疑问，在这种思考和叙述中我无法回避一个基本事实：我们伟大的时代和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的人民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它们都是值得我们以饱满的热情去讴歌的。不要以为歌颂就不是我们文学的责任，恰恰相反，我以为这是当代作家尤其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任务。文学承担着对社会的批评责任，这种批评首先应当是建立在对民族和国家及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的态度，没有了这种态度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建设性批评。”[22]显然，这也应是理解何建明“国家叙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意义维度，“国家叙述”不仅是攸关国家的事件的宏大、风格的宏大，而且也是攸关国家的情感的宏大、责任的宏大。

    在谈到“英雄主义”时，有人质疑：“为一己之私，打个人的小算盘，算不得英雄。但在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许多人都会问：谁的算盘，能够完全摆脱个人的小算盘？”对此，何建明的回答是：“英雄并不证明他不打自己的小算盘，真的，而恰恰英雄在打小算盘的时候，他跟大算盘连在一块打，所以他打的小算盘更准确。”[23]小算盘“跟大算盘连在一块打”，不仅是何建明在自己创作中塑造人物形象时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且也是他对报告文学文本的独特理解和认识。在报告文学文本中，“国家叙述”是大算盘，个案的事件、人物作为小算盘，只有与大算盘联系起来，才打得更准确——实际上，小算盘本身就有“跟大算盘连在一块打”的愿望和诉求。何建明的大算盘、小算盘的比方，从整体与元素关系的层面，形象地说明了他的“‘国家叙述’其实是报告文学文本本身所决定的”思想。

    “国家叙述”作为报告文学的一种特质，自然对报告文学作家会有特定的要求，何建明认为，“从创作角度看，‘国家叙述’由于其对象的重大和重要，如何把握好主题的分寸感，以及所容纳的信息量、基本事实的准确性、文学性和时代意义，都将是对作者创作功力的一种考验，它需要作者站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甚至是全人类的高度去思考问题，并建立这样的视觉远瞩和俯瞰意识。同时必须娴熟地把握事实与艺术之间的处理手法。当然，这其中的创作情感和创作立场的构筑至关重要。”[24]这表明，在作品中实现“国家叙述”并非易事，并不是写了大事件、大人物，就是“国家叙述”了。它需要报告文学作家在洞察力、思想力、创作力上都具有相当的高度、韧度和强度，并保有一种鲜明、坚定而自觉的立场意识。

　　四、要按照文学规律塑造人

    报告文学创作属于文学创作范畴，文学创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它是否成功塑造了人物形象。而要说起塑造人物，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们大概都有一些系统、全面的理论和说法。何建明的见解是：“现实题材特别是主旋律题材不是只写高、大、全的。作家不能脱离生活，要按照文学规律塑造人，作品才能得到百姓喜欢。”[25]在当代的一些文学作品和文论观点中，塑造人物有按照社会学规律的，有按照政治学规律的，有按照心理学规律的，有按照生物学规律的，有按照美学规律的……何建明强调的作家“要按照文学规律塑造人”，我觉得是更贴近文学创作本身的。这一观点与他前面所说的“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具有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学家的头脑”并不矛盾，因为那是对报告文学作家素养的强调，有了那些素养，才能科学地观察、研究、认识和把握作为社会现象的人与事，只有正确地认识人，才能准确地塑造人，这是成功“塑造人”的前提。事实上，“塑造人”这一行动本身已经是进入到创作过程中的实际写作环节了。“要按照文学规律塑造人”在这里涉及更多的是报告文学创作作为文学创作的形式上的特点和要求。

    要确切理解何建明的“要按照文学规律塑造人”，不能离开这一论断的前后两个分句，即“作家不能脱离生活”、“作品才能得到百姓喜欢”。生活是文学的源泉，文学来自生活，脱离生活，与生活失去血肉联系的创作是违背创作规律的。正由于这一点，我们说文学是民间的，文学性的重要方面之一是其民间性，而民间性的实现是建立在对人民群众的艺术形式感的肯定的基础之上的。这样才会在人民群众中拥有广大的读者，即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作品要得到百姓的喜欢、作家不能脱离生活，这些判断是建立在何建明对于“文学规律”的独特理解之上的。在谈到如何提高报告文学的质量时，文艺理论家以群要求报告文学作家“一方面在迫急地追求着赶上现实——不落后于现实，不脱节于现实，而反映出现实变动的全貌；另一方面，则恳切地致力于艺术造就的提高——使报告文学有充分的力量足以生动灵活地表现现实的全貌”[26]。何建明的“要按照文学规律塑造人”的主张显然是把这两个方面具体化了，更深入到了报告文学的实际创作环节中去了，这显露出了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论报告文学的独特视角和优势。

    茅盾先生在谈到报告文学这一文学样式时曾指出：“‘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告给读者大众。题材是发生的某一件事，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的形象化。必须将‘事件’发生的环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写着，读者便就同亲身经验。‘报告’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好的‘报告’必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等等；但‘报告’和小说不同，前者是注重在实有的‘某一事件’和时间上的立即报道，而后者则是作家积聚下多少的生活体验，研究分析得了结论，借创作想象之力而给以充分的形象化。‘小说’的故事，大都是虚构，——不过要合情合理，使人置信。‘报告’则须是真实的事件。”[27]在何建明的报告文学观上，他对“好的‘报告’必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表现出颇多认同，在报告文学的表现形态上非常重视对文学其他形态尤其是小说形态的借鉴，他说：“我最初的写作是从小说开始的，所以在进行报告文学创作时，常常会把小说艺术引用到笔端的文本之中。”[28]此外，何建明还主张借鉴诗歌、散文等其他文学形式的表现样态，称自己正在“尝试一种适合现代人阅读趋向的新的类型的报告文学，节奏快，趣味性强，又可以当作诗体和散文来阅读”的作品。[29]可以说，这也是其“要按照文学规律塑造人”思想的一个鲜明的体现。报告文学在其表现形态上日益呈现出一种复合性，是复合了其他各类文学形态元素的“杂”文体，不过这一切都为“报告”服务。与一些学者主张的报告文学首先是文学不同，何建明认为报告文学首先是报告，好的报告文学首先是好的报告，然后才是文学。这一观点是他2009年在湖南岳阳的一次研讨会上谈到的。

    “我喜欢火热的生活、火热的感情，曾经有人问我的性格，我说‘一边是冰山一边是火焰’。其实冰山和火焰是同一回事，只是在不同时间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报告文学有时也需要‘冰’一般的冷静。需要热时，就要像火焰一般燃烧。这是我对报告文学的理解。”“一个充满文学激情和新闻感觉的报告文学作家，不可能在你生命允许的每一分钟内停止关注社会、停止写作生涯，这就是我们的时代给予今天的报告文学作家的一种财富和生命的不懈推动力。”[30]何建明这样的形象化表述，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对于创作过程的理解——文学规律在这个过程中，不是在纯粹理性地发挥着作用，它是激情的迸发，是火焰的燃烧，是被生活事件所激发出来的文学激情。然而这种激情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又是被冰一样的冷静制约着的，“报告”的新闻写实要求文学发挥的限度，它要求与文学共谋协作，而不是被文学统治。而这显然就形成了报告文学的特别的规律，它需要报告文学家通过自己亲历的创作经验去揭示。

    何建明的报告文学思想是以其丰富而优秀的报告文学创作为底蕴和支撑的，是其创作经验的理性总结和升华，有着许多报告文学创作理论上的洞见，对我国当代报告文学理论的创新与建构无疑有着诸多的启示。

　　附一、何建明简介：

　　何建明，苏州人，当代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全国劳动模范。迄今已出版文学著作38部，电影、电视作品6部，曾获第一、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及五届“全国报告文学奖”。代表作有《部长与国家》、《永远的红树林》、《根本利益》、《国家行动》、《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共和国告急》等。

　　附二、何建明“访谈录”部分篇目：

　　《写腐败不能只了解皮毛——访＜炫风＞作者何建明》，采访者：张惠清，《中国青年报》2010年6月17日。

　　《甘为奠基者 光彩石人——电视剧＜奠基者＞引发的石油传承思考——传承更需智慧——访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奠基者＞作者何建明》，采访者：孙艳莉，《中国石油石化》2010年第5期。

　　《何建明：缺乏时代的写手，是因为太多人过着二手生活》，采访者：朱玲，《北京青年报》2010年1月25日。

　　《＜奠基者＞的现实意义——访报告文学家、＜奠基者＞编剧何建明》，采访者：刘茜，《中国文化报》2010年1月22日。

　　《我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崇拜者和表达者——访电视剧＜奠基者＞原著＜部长与国家＞作者、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采访者：高小立，《文艺报》2010年1月11日。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大庆城市文化的根——专访＜部长与国家＞作者、电视剧＜奠基者＞编剧何建明》，采访者：靳勇，《大庆日报》2010年1月6日。

　　《国家叙述和批判精神——何建明答记者问》，采访者：陈竞，《文学报》2009年11月5日。

　　《他的生命是动人的歌——访著名作家、报告文学＜生命如歌＞作者何建明》，采访者：金涛，《中国艺术报》2008年1月11日。

　　《文学应显示直面社会的力量——与何建明对话》，采访者：曾祥书，《文艺报》2007年4月3日。

　　《访＜根本利益＞作者何建明》，采访者：胡殷红，《文艺报》2007年3月19日。

　　《关于＜永远的红树林＞》，采访者：韩小蕙，《光明日报》2004年7月26日。

　　《访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采访者：邱炬明，《诸暨日报》2004年6月19日。

　　《用心创作才能感动人——访文坛当红作家何建明》，采访者：何恃坚、鲍川，《义乌商报》2004年6月17日。

　　《唱响正气歌——访＜根本利益＞作者何建明》，采访者：周晓丽，《出版广角》2003年第2期。

　　[①] 邱炬明：《访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诸暨日报》2004年6月19日。

　　[②] 金涛：《他的生命是动人的歌——访著名作家、报告文学＜生命如歌＞作者何建明》，《中国艺术报》2008年1月11日。

　　[③] 朱玲：《何建明：缺乏时代的写手，是因为太多人过着二手生活》，《北京青年报》2010年1月25日。

　　[④] 曾祥书：《文学应显示直面社会的力量——与何建明对话》，《文艺报》2007年4月3日。

　　[⑤] 何恃坚、鲍川：《用心创作才能感动人——访文坛当红作家何建明》，《义乌商报》2004年6月17日。参见何建明：《生命如歌，文学如歌》。中国作家网2007年1月23日。

　　[⑥] 何建明：《用手中的笔创造和谐氛围》，《光明日报》2006年7月27日。

　　[⑦] 张惠清：《写腐败不能只了解皮毛——访＜炫风＞作者何建明》，《中国青年报》2010年6月17日。

　　[⑧] 何建明：《生命如歌，文学如歌》。中国作家网2007年1月23日。

　　[⑨] 曾祥书：《文学应显示直面社会的力量——与何建明对话》，《文艺报》2007年4月3日。

　　[⑩] 韩小蕙：《关于＜永远的红树林＞》，《光明日报》2004年7月26日。

　　[11]《何建明：作家要拿自己的笔去“战斗”》，人民网文化论坛，2006年5月10日。

　　[12] 何建明：《生命如歌，文学如歌》。中国作家网2007年1月23日。

　　[13] 何恃坚、鲍川：《用心创作才能感动人——访文坛当红作家何建明》，《义乌商报》2004年6月17日。参看胡殷红：《访＜根本利益＞作者何建明》，《文艺报》2007年3月19日。

　　[14] 杨鸥：《何建明：一边是冰山 一边是火焰》，《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4月13日。

　　[15] 何建明：《生命如歌，文学如歌》。中国作家网2007年1月23日。

　　[16] 邱炬明：《访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诸暨日报》2004年6月19日。

　　[17] 周晓丽：《唱响正气歌——访＜根本利益＞作者何建明》，《出版广角》2003年第2期。

　　[18] 刘茜：《＜奠基者＞的现实意义——访报告文学家、＜奠基者＞编剧何建明》，《中国文化报》2010年1月22日。

　　[19] 胡殷红：《访＜根本利益＞作者何建明》，《文艺报》2007年3月19日。

　　[20] 陈竞：《国家叙述和批判精神——何建明答记者问》，《文学报》2009年11月5日。

　　[21] 高小立：《我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崇拜者和表达者——访电视剧＜奠基者＞原著＜部长与国家＞作者、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文艺报》2010年1月11日。

　　[22] 陈竞：《国家叙述和批判精神——何建明答记者问》，《文学报》2009年11月5日。

　　[23] 朱玲：《何建明：缺乏时代的写手，是因为太多人过着二手生活》，《北京青年报》2010年1月25日。

　　[24] 陈竞：《国家叙述和批判精神——何建明答记者问》，《文学报》2009年11月5日。参看宋庄：《何建明：带着对国家的强烈感情写作》，《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12月18日。

　　[25] 刘茜：《＜奠基者＞的现实意义——访报告文学家、＜奠基者＞编剧何建明》，《中国文化报》2010年1月22日。

　　[26] 以群：《抗战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1941年《中苏文化》第9卷第1期。

　　[27] 茅盾：《关于“报告文学”》，1937年《中流》第1卷第11期。

　　[28] 高小立：《我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崇拜者和表达者——访电视剧＜奠基者＞原著＜部长与国家＞作者、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文艺报》2010年1月11日。

　　[29] 李炳银：《爱和激情的时代记忆——何建明报告文学印象》，《时代文学》2009年第1期。

　　[30] 杨鸥：《何建明：一边是冰山 一边是火焰》，《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