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刚：江苏当代散文创作个案分析（陆建华、吴功正、苏宁）

    陆建华，江苏高邮人氏。高邮地灵人杰，曾出过秦少游、王念孙、王引之、汪曾祺等文化名流。高邮才子陆建华勤勉敬业，左手写评论右手搞创作，先后著有《文坛絮语》《不老的歌》《家乡雪》《爱是一束花》《陆建华文学评论自选集》等评论、散文集，发表文学评论及散文、杂文百余万字；由他撰写的《汪曾祺传》《汪曾祺的春夏秋冬》《私信中的汪曾祺》及主编的4卷本《汪曾祺文集》，尤具影响。身为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和汪曾祺研究会会长的陆建华，长期以来一直在党的文化宣传部门工作，为江苏文艺的繁荣兴盛做出了无可漠视的贡献。生活中的陆建华是青年人的大朋友，中老年人的知音；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而又天真纯洁。文人和官员两重迥然不同的身份，在他身上和谐地融为一体。

    陆建华散文没有长篇大论，皆为精短小品。这样的文章，写起来不累，读起来舒心。陆建华的写作特点是运笔如飞，一挥而就，却又富于节制，收发自如。他的文章，每篇往往不逾千言，简洁利落，快人快语，而能计白当黑，咫尺千里，余音袅袅。在散文中，陆建华以真挚的情感，优美的文字，回忆童年生活，追怀沧桑往事，叙写良师益友，描绘异域风光，予人充分的艺术愉悦，迥异于当今文坛流行的那些无病呻吟、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男人小女人散文。平实亲切的文风，仿佛是在与你对面聊天，让人不经意间怦然心动。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洋溢于陆建华作品中的，是对妻子儿女的至爱亲情，对良师益友的深挚怀念，对家乡草木的无限眷恋；正是亲情、友情与乡情的多元交织与立体交叉，使其文本发散出动人的艺术魅力和浓郁的人情味，带给读者温馨的人间春意。陆建华虽长期从事理论批评和宣传行政工作，但其散文没有丝毫的教训色彩，他只是将生活中的人事物朴素而具体地写出来，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睦、关爱等暖色和亮点充分肯定。读者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跳动其中的是怎样一颗几经沧桑历炼而宠辱不惊的平常心。

    陆建华作品里，既有浓浓的人间情愫，澎湃的赤子衷肠，又有对历史的严肃思考，对现实的人文关怀。从中，我们读出了他的心香片片，他的情思缕缕，他的柔肠寸寸，他的相思重重；行行复行行，奔走于迢迢人生路，早过天命之年的陆建华是忧患的，却无“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式的悲观。阅尽生活酸楚的陆建华，已然对尘世的艰蹇坎坷浑不在意，而永葆对生活的热爱，身上充满勃勃生机。因为参透人生，所以笑看人生；达观的陆建华在写作中时时采用的调侃语气，指向一种特有的机智和幽默，使作品生发出可喜的情理趣。他将笔触聚焦于寻常百姓，着力揭示小人物纯洁的心灵，关心他们的生存状态，顶礼美好的人间真情，读来动容。

    “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吾师吾友”系列散文是他作品中的华彩乐章。《好人大老王》写作者的朋友大老王，是县体委的一名普通干部，助人为乐，与世无争，貌陋而心美。大老王业余学说评书，练熟了一段《江姐上船》，在县里演出时，未能适可而止，手舞足蹈地在台上讲，结果被急于想看到下一个杂技节目的观众轰下台来，一个人气呼呼地蹲在后台抽闷烟；但杂技表演刚开始，舞台上的电灯忽然灭了，现场没有电工，观众焦急万分，大老王马上自告奋勇排除故障，场内刹时大放光明，台上台下欢声一片。大老王因病去世后，送葬的群众队伍有一里多长。作者感慨道：“人生自古谁无死？有大老王这样结局，也算不枉过一生了。”何等意味深长，蕴涵丰富。王国维《人间词话》云：“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胸襟而学其词者，犹东施之效捧心也。”雪莱亦有“感受不了光明是因为本身黑暗”之语。陆建华不是那种尖酸型刻薄型的文人，因了自身的坦荡纯真，他才最大可能地感受到生活的光明，妙合无垠地写出了偌多可敬可爱可亲可近的人物。应该说，陆建华和他笔下的大老王们是异质同构的，或曰同质同构。这正是人文合一的绝妙印证。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陆建华写朋友多有调侃之语，写老师则取庄重笔墨。在他心目中，老师是神圣的，不可轻慢和亵渎。陆建华憎恶生活中的轻师侮师行为，于是，那一个个无名的私塾先生，到他笔下都变得伟岸可敬。《宁可湿衣，不可乱步》中的启蒙老师柏树深，恪守礼仪，一丝不苟，到学生家中吃饭时遇雨，本已下意识地快步跑进屋门，仍又返回雨中，一摇二摆地迈着四方步慢慢走来，以不辱斯文，成就一段“宁可湿衣不可乱步”的美谈。柏先生解放后当了民办教师，上课时教学生背颂毛主席诗词，文中写他“估计学生差不多能背诵了，就大声发问：‘春风杨柳多少条？’学生们放开嗓子齐声答道：‘万千条！’先生又问：‘六亿神州怎么样？’儿童们一起举手摇来摇去，齐刷刷地喊道：‘尽舜尧。’嗐，包括先生在内的大伙儿已经不可思议地把‘尧’与‘摇’混淆起来了。”传神地勾画了一个忠厚耿直而不合时宜的人师形象，读来忍俊不禁，又别具辛酸。《会扶乩的赵先生》中的赵先生，为人聪明机智，会看风水，会扶乩，跑过上海，见过世面，于语文之外粗懂音乐美术，教音乐时创造了以拍屁股为节奏的独特指挥方法：“先生兴致勃勃地跳坐在讲台上，一手抓着歌本，一手拍着屁股，用浑厚的声音唱道：‘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好风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他唱一句，我们学一句。唱到高潮时，众顽童也学先生的样子，一起边拍屁股边放开嗓子吼。先生并不恼，反而更加高兴。于是，半里之外，便听到应着有节奏的拍屁股声的童声大合唱。”字里行间发散出一种宽容的幽默。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老师往往不脱穷困潦倒的悲剧性结局。作者写出了小人物生存的悲哀与艰难，在其中寄寓了自己的悲悯与浩叹。传统美德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正是从无数难忘的亲朋师长身上，陆建华继承了仁义礼智、忠孝节义等美德，从而养就修齐治平奋发向上的儒家人格，悲天悯人容纳诸物的佛家情怀。

    陆建华善于选择生活中富有情趣的细节来展现人物性情之美和心灵之美。《豁达人生》写活了县文化馆馆员老李的豁达睿智：文化馆搞主题展览时，怕领导在审查中说外行话不好应付，老李就有意在作品上留几处明显破绽，比如画人物时一眼大一眼小，或一耳高一耳低，经领导指出后，老李马上作恍然大悟状，立即改正，于是展览顺利通过，领导与被领导者皆大欢喜；再如被硬性指派去一些没有意义的一般性会议拍照时，他乐呵呵地台上台下忙个不息，闪光灯闪个不停，使得全场气氛热烈，实则相机里根本没装胶卷。文中还写到“文革”期间老李冒着风险去北京看望挨批斗的画家黄永玉，黄永玉感动得当场趴在地上给他画了一幅泼墨荷花。《老张》刻画了忠心耿耿的小区传达室门卫老张；《临泽之忆》写到善良热情的学校工友老王，虽寥寥数笔，均能予人深刻印象。显然，陆建华行文的生动，得益于中国文学传统的白描手法。

    有“最后一个士大夫”之誉的文章圣手汪曾祺，是中国文坛的奇迹。汪曾祺的小说散文意味悠长，文思神远，天真隽永，自在风流，彰显小葱拌豆腐式的人格，下笔如有神的才华。《说不尽的汪曾祺》《汪曾祺的故乡情结》《汪曾祺和高邮鸭蛋》《听汪曾祺细说<沙家浜>》《殊荣》《常将乡情化为诗》《落笔如珠》《汪老，一路平安》《鸳鸯之歌》《老头儿》《总是难忘》《家乡雪》诸文，将汪氏的机智与幽默，身世与经历，道德文章与性情人格，都一一道来，如数家珍。读这些篇章，可以充分了解汪老对婚姻的忠诚，对家庭的热爱，对故乡的眷恋，感受到他身上发散出的平和烂漫的诗意。这些篇章不惟生动复原了汪曾祺的真面目，亦昭然映射出陆建华的真性情。它们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尤其对于汪曾祺研究，都是难得的史料。

    陆建华的故乡高邮，地处苏北里下河，是鱼米之乡，也是民歌之乡。书中不少篇什即是摹写高邮民风民俗的。《请听高邮民歌<数鸭蛋>》《悲欢新民滩》《王氏纪念馆的幽默》表达了对故乡的热爱；《故乡情歌》把高邮誉为民歌的海洋，处处绽放情歌的奇葩；《昨日情歌》写瞎爹爹年轻时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均发散出沛然的民间生命力。陆建华赞美故乡的麻鸭与鸭蛋，野味与野菜，颇具汪曾祺遗风。在他笔下，那乡情乡音，乡思乡魂，都是美妙的人文雅歌。“一个不爱家乡的人，是谈不上爱祖国的，皆因家乡是浓缩了的祖国，祖国是放大了的家乡。”（《乡情难忘》）作者眼中那放大了的亲情，无疑即是一种袖珍型的民族之情。陆建华常常采用鲜活的民间视角，行文源出肺腑而力避迂腐，深得清水芙蕖之美。

    人生匆匆，岁月如流；红尘中自有真情不泯。《天目湖怀旧》《聚首》借写同学友谊，追怀了生命中美丽如诗的童年、灿若云霞的少年、旭日东升的青年；《朋友》谈及友情的明灯，是如何照彻了灵魂，使生存有了光彩；《一支早逝的歌》写因病早逝的散文作家李华岚，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享受到朋友师长的抚慰关怀，死而无憾；《文友贾穗》写侠肝义胆的文友贾穗因病症和性格问题离家出走后生死未卜，急切之情可鉴；《正气撼人心——记<天网>作者张平》《大写的人——记<天网>主人公刘郁瑞》呼唤文学的阳刚美和正义感；《痴迷》表现了老作家马春阳对文学的执着；《一个优秀喜剧作家的沉痛悲剧》写滑稽戏剧作家张宇清为献身文学不惜家庭破裂，终因劳累过度英年早逝，字里行间洋溢着痛切之情和不舍之思。

    《杀虎记》写“文革”中，各行各业忙于造反，县动物园无力养虎，只好决定将虎杀掉。原以为老虎死到临头会抖擞雄威，惊天动地咆哮一番，哪知刚用铅丝绕在老虎脖子上，几个年轻人摆开架式一使劲，老虎就扑地一声倒下了，一点反应都没有。“后来了解到，这只可怜的百兽之王已经三天没吃到食物了。我们这些杀虎者，当然算不得英雄……”反讽、幽默等艺术手法的运用，充分表达了对那个荒诞年代的反思，寓悲于喜的风格，尤能强化反思的力量。陆建华的散文主题多元，取材广泛，几乎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程度：《令洋人兴叹的土乐园》借华西村的变化展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养在深闺人未识》道尽湖南美景张家界的雄奇秀美；《大理观舞记》记述了苍山洱海的奇异风情；《山因革命高》顶礼革命摇篮井冈山；《走马观花海参葳》写出了在俄罗斯金融危机阴影中信念坚定的前苏共党员形象；《巴黎不是天堂》洋溢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反思。其他，如《突围汉中门》写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水》歌颂邻里间的关爱之情，《目光》《冬至》充满对母爱的讴歌，《姐姐》《弟弟》写出了兄弟姐妹间的亲情，《吾家轶事》写儿子初中毕业前夕因升学压力较重而向父母跪求罢学的悲喜剧，《难忘那段情》道尽夫妻情深……作者谋篇布局，往往以小见大，深具匠心，而能不着痕迹，浑然天成，一洗时下散文领域泛滥的诸般酸馊情调，读来神爽。

    陆建华散文写绝了小人物小故事小场景小幽默，精致中不乏大气。作者眼尖心细，捡到篮里都是菜，凡性灵所至，必发为妙文。在他那里，乡情如清风，友情如流水，亲情如桂花酒；陆建华健笔一枝，道尽了乡情、友情、亲情。他的文章，不雕琢，不作秀，意味深远，平易近人，以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合璧，务求有补于世。其审美风格则体现为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热烈激情而又冲淡平和，醇厚朴实而又空灵飘逸，做到了无过无不及，深得孔夫子中庸要义。贯串于字里行间的幽默感、调侃精神、自嘲气度，更以画龙点睛般的魅力，提升了文本品味。


 

 
    吴功正的散文，是典型的学者散文。作者曾以大陆学者身份应邀赴台讲学和进行学术研究，一如殷勤探看的青鸟，诗性地观照台湾的山山水水、市井社会，描述台湾地区的民情民俗、风光风景，汇成诸多随意而考究的美学小品，收录于《走进台湾》一书，堪称文化之旅、审美之旅、心灵之旅的结晶。吴功正的这类散文，善由小处落笔，聚焦吃喝拉撒等类寻常事象，备述其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每每能够与美学原理相互印证融通，彰显个性化的眼光和敏锐犀利的审美判断。其作品对文化史、地理史、地方史亦多有涉及，具备了可堪征信的史料价值。

    自然，本真，清通，这是散文永恒的圭臬，永在的命脉。作为美学家的吴功正有学术雄心，而无文学野心。有学术雄心，故能在学术上得成大器；无文学野心，故尔在创作散文时远做作，去夸饰，率真可喜，避免了习见的搔首弄姿。曾以《小说美学》《六朝美学史》《唐代美学史》《宋代美学史》等学术专著名世的吴功正，无意于充当“名标青史”的职业散文家，总在以票友的心态写散文，笔下一派收拾停匀，因之也便少了几分贪功冒进的张狂和自恋，多了几分正心明觉的地道和自然，于不经意间挥洒出浮光跃金、静影沉璧般的烂漫景观。

    吴功正散文讲究章法而不做作，追求形式而不浮薄，文采飞扬却不凌空蹈虚，在文字的疏密、色彩的浓淡、句式的整散诸方面颇费筹措。《阿里山行》结构一线贯穿，首尾呼应，语言密丽精工，开合自如，常常在一宕一折间使得文本波澜横生，倾情展现出原始森林的迷人：“山间的曲径幽路全被青苔染绿，茸茸的、毛毛的、蒙蒙的。这是浓阴遮蔽下的青苔路，离开了那森森万树、离开了那浓浓团阴，决计长不出这么密、这么厚的青苔。它真像一条条绿地毯……”创作主体腹笥之丰、笔力之健、心境之澹定悠闲，于字里行间昭然可见。《日月潭色》以整饬精致的文字道尽台岛明珠日月潭的天生丽质：“周匝皆峰，潭在山间，仿佛悬浮山腰，众山捧水，山水相伴，略无距离。遥岑远岫，天然自成高低，渐簇渐高，柔蓝湿绿也渐次转换，墨绿、深绿、浅绿、淡绿，直至‘山色有无中’，像一幅天然水墨画。……那山那水一样的颜色，不知山染绿水，还是水染绿山。”《花莲胜状》写及鲁阁险峡、清水断崖：“崖峰仿佛经过劈斫，又经过了磨砺，如墙、如壁、如屏、如板……”通过对危境危景、险境险景的观赏，获得雄奇独特的多样性审美体验。《垦丁掠影》展示了垦丁公园那遮天蔽日的欢飞的鸟群、啁啁的鸟鸣，糅以丰富的人文景观和神奇传说，诚为一阕自然美的赞歌。试看《安平夕照》中的大海落日：“白日渐渐西沉，白渐成红，阳光投在海面上，泛起烂金似的光亮，海风吹过，海浪徐颤，鳞片型的波光，一闪一闪。”行文针脚绵密，简洁利落，有生气而不俗气。再看《澎湖渔火》中的海上月出：“刹那之间，海浪捧月，就这么轻轻一推、微微一托、细细一送，月亮整个地脱离海浪，跃出水面，像扑棱棱的孩童游泳，带着湿漉漉、哗啦啦、一头一脸的水珠冒出来了。”以细腻幽微之笔，为人间奇景写照。《台湾的台风》则绘声绘色地描摹了那仿佛把整个大海都欲提举起来冲向半空的强台风，那样风高浪猛惊心动魄的冲激的巨力，予人以充分的审美愉悦。

    作者娴熟地运用对偶、比喻、排比等多元修辞格，将文句的长与短、整与散，语势的疾与徐、直与曲，字音的响与沉、抑与扬安排得流畅妥贴，形成舒展纡曲的节奏。《红树林带》由世所罕见的原始风情寻觅古典美感和现代美感的融合，感慨于大自然的造化钟神秀，从中领悟艺术的辩证法：“置身红树林，仿佛来在太古洪荒时代，静穆而空寂，遗世而独立。”《巨龙山庄》文字古意郁然：“潭中有一凹石，瀑水冲泻，遇石反激，溅向半空，阳光猛然照射，灿如七色，实难言表。”作者忽而感受海天一色开阔无边的奇观（《北海岸涯》），忽而欣赏山高一丈、水冷三分的景致（《玉山雪景》），忽而由满山的翠色绿彩，想及老杜的名句“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台湾的环保》），以独特的审美着眼点和描述着力点，表达了亲近自然、拥抱自然的愿望。

    其他，《台湾的小吃》一一列举了花枝羹、鸦片圆、棺材板、酱鸭头、蚵仔煎等台湾小吃，读来让人食指大动；《在台湾喝酒》通过种种酒趣的展示，怀想鲸吸牛饮、玉山倾倒般的豪迈气象，足堪开怀解颐；《台湾的厕所》从台湾的厕所感受到以人为本的文化气息，观照台湾社会各面，于小中见大，于俗中见雅。《台湾•香港•澳门之比较》犹如一篇形象化论文，以叙事诗、交响乐、小夜曲分别指称台、港、澳，通过对三地风土人情的展现进行了别具兴味的比较。《台湾的学术会风》《在台北逛书店》《台湾的大学一瞥》多视角地展现了台岛严肃良好的文化风尚和台湾大学自由自在的学术空气。《基隆，高雄》以调侃之笔写及基隆繁华的寺庙：“庙中香客甚众，看来佛也耐不得寂寞，也未见得清高，到这个最世俗最繁闹的地方来凑热闹。香火隆盛，熏得佛面佛身黑黝黝的，仿佛是从非洲进口来的佛。”如是，吴功正的散文知识性、趣味性并举，音乐美、情韵美兼容，时时发散着幽默的气质、轻松的氛围和世事洞明的大度，飘逸着灵动的美学气韵。

    生活中的吴功正人逾花甲而心性烂漫，嗜学如命，孜孜不倦地坚守着一己的学术本位。在他身上，治学的忘我、做人的忘机和为文的忘情是一体化的。“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韩愈《答李翊书》），“走进台湾”系列散文通过广角观照和全景展示捕捉台湾生活的方方面面，描述台湾地域的边边角角，凡台岛的风光风景、民情民俗、自然人文，一经作者美学家法眼的摄取，迅即变得生机沛然，活色生香，尽洗流水账的陈腐、说明书的呆板和掉书袋的冬烘，既具古典诗意，又富现代气息。吴功正踏歌台岛，观照风物，一路移步换景，娓娓道来，笔力飞扬而沉实。正是自然的大块文章和主体内心文章的同构与融合，使得作者常常奋笔疾书于前，犹如飙风急雨、飞星走电；复精心修润于后，一似云轻雪柔。种种优美的学理，如盐在水般化为鲜活的文章肌体。因了学识淹通，吴功正在行文中常能自如援引各类诗词典籍，联类譬喻，信手拈来，然而决不骋才使气地去玩弄“洒狗血”一类文字把戏。和谐畅达、平中见奇的吴功正散文，彰显优美、舒卷、典雅、波俏的话语风格。

 

    苏宁原名刘凤莺，辽宁铁岭人，现居江苏淮安，十七岁开始发表诗歌和小说，曾著有诗集《写给青春》《唱歌的马兰花》，后转向散文创作。苏宁长篇散文《平民之城》通过对淮安风土、民俗和人性的书写，表达了旅淮多年的深挚情感。据悉，刘凤莺的笔名“苏宁”，即是第一故乡“辽宁”和第二故乡“江苏”的合称与简称。苏宁创作《平民之城》只用了六天时间，她先是以每天两万字的速度手写，然后再在电脑上打出，出手如此之快，却能在质量、数量方面达到一种难得的均衡，令人震惊。看了书你会发现，她的语言很成熟，往往一气呵成，有着天才的语感，使人想起苏宁的前辈乡贤萧红。生活中的苏宁是一个谦虚温和不争不怒的小女人，一清如水，纯洁烂漫，有着很好的人缘。这一点上，她与萧红也十分相似。

    《平民之城》水准可嘉，是江苏文坛近年涌现的一个较为突出的非虚构类文本。苏宁的诗写人和自然、人和土地的那种感情，很健康，很正大，远离了当下诗坛常见的病态、苍白和做作，走的是一条康庄大道。《平民之城》结构大气自然，行文舒缓有致，仿佛阳光从天空中洒落，种子从泥土里发芽，呈现出独到魅力。作品融萧红的悄吟低唱、迟子建的牧歌风调、刘亮程的灵动洒脱于一体，散发着一种万物花开式的纯洁静美，一种仁者爱人、亲切包容的世俗情怀。对于苏宁这样名气不大而实力可嘉的文坛新锐，评论家有义务和责任予以关注，并给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平民之城》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是小说，是诗歌，是散文，是随笔？还是地方志或者其他？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它呈现出一种跨文体写作特色，一种杂糅的美。诚然，小说和散文也并非泾渭分明，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最初在《上海文学》发表时也是作为小说对待的，后来成为散文经典。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的作品亦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如此风貌。本质上，诗歌、散文、小说都是一家。把《平民之城》视为大散文或者大随笔最为相宜，因为小说的讲究太多：尤其传统小说，最讲究情节构织和人物塑造，讲究跌宕起伏横云断岭、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式的精心布排。目前国内的长篇小说产量一年超过一千部，合格的恐怕不足百部，真正像样的就更少了。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对故事、人物、语言三要素往往有着明确要求，以小说衡量，《平民之城》的故事和人物不甚称职，仅有语言一枝独秀；以散文衡量，此书则是难得的文本，因为故事和人物这小说的两大要素对于散文是可有可无以至忽略不计的，不作硬性规定。

    关于《平民之城》，很多读者一致的感觉是作品对生活太美化和粉饰了，这有一定道理。传统文学讲究真善美三位一体。应该说，《平民之城》很美善，或者说很善美，但就是不够“真”。从中，我们找不到“痛苦指数”和“愤怒系数”，看不出所谓的“价值判断”。没有失落，没有不平，没有生命的狞厉和愤怒；只有风日流丽，岁月静好，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与世无争，甚至是逆来顺受。苏宁笔下的自然场景是“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式的，社会场景则是“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式的。这样一种牧歌风调，对于生活无疑意味着纯化、净化和简化。作品中多的是道家的无为，佛家的慈悲，而少有儒家式的入世，更与西方文化精神中的抗争、毁灭、牺牲、殉道等阔大壮美的悲剧母题无缘。在这方面，苏宁确实像汪曾祺——仅以汪曾祺名作《大淖记事》为例，其中美丽纯洁的女孩子巧云，被保安队的刘号长强奸了也就强奸了，听之任之，谁也没想到要去追究那个坏男人；最终仍会有一个痴情的小锡匠十一子接纳巧云。然而汪曾祺笔下终究还挟带着哀与怨，只不过表现为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罢了。究其实，《平民之城》只是一个小女人的温情独语，算不得“粉饰太平”的媚俗文字。这是苏宁一个人的淮安，而不是大家的淮安；是文学的淮安、审美的淮安、心灵的淮安，而不是现实的淮安、公共的淮安、社会学的淮安。苏宁笔下一派和谐图景，她书写的与其说是外在的和谐，无如说是内在的和谐。称《平民之城》为“原生态文本”，这里的原生态，指涉的也应该是一种心灵的原生态，而非社会的原生态。

    《平民之城》取得了成功。但因其创作时间短暂，加上后来出版匆忙，一些硬伤也在所难免。如书中69页关于蒲菜一段的描述中写道：梁红玉嫁给了岳飞帐下的大将韩世忠。韩世忠是南宋初年与岳飞齐名的民族英雄，从来就不是岳飞帐下大将，这些基本的史料和史实是不该出问题的。作者写到的喜剧人物贾镇在树底下撒尿，被治安员抓住后狡辩说“难道我看看自己的东西也要罚款”的细节，读来固然令人发噱，但原创性明显不足，有移植民间笑话嫌疑。尽管作者在书中为该细节作了一些必要的辩白，这样的辩白总显得无力。这也是当今作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比如知名作家贾平凹就一向喜欢自我抄袭或抄袭他人，往往在作品中随意移植民间笑话、传说、段子等扩充篇幅，调节气氛，这已成为很多作家乐此不倦的拿手好戏。贾平凹获鲁迅文学奖的长篇散文《西路上》中就写到，西部某油城的歌舞厅小姐给家乡姐妹拍电报，电文是“人傻，钱多，速来”，让人大跌眼镜。这就涉及到一个“修辞立其诚”的问题。一个作家当有必要的自尊，有尊严的作家不应如此。还有本书封底“作者介绍”中最后一句“作品多次获全国性大奖”，不妥。所谓“全国性大奖”是有明确界定的，主要指茅盾奖、鲁迅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几个有限的奖。再就是不太认同此书的排版，感觉字排得太疏太稀，十一二万字的篇幅，排了200多页，固然“赏心悦目”，但实在有些浪费版面。当然这恐怕是目前出版界的一种流行趋势。

    散文在本质上是裸露的艺术，透明的艺术，一清如水的艺术，任何一部散文作品，都能让阅读者从中看出创作主体的质地与斤两。生活中的苏宁秉性天真，写作中的苏宁则像精灵一样下笔万言，倚马可待，且质量可观，显示出非凡的创作潜质。《平民之城》是大度的，包容的，返朴归真的，是性灵写作和性情写作的产物。它的本色、地道、不做作，诚为纯洁静美的心灵歌吟，发散着可爱的世俗美。但众所周知，凡是江河湖海中走得太快的船，吃水必然不深，因为载重量少。这也是苏宁应当引以为诫的。希望苏宁今后警惕流水线、格式化、快餐化写作倾向，不断取得更大成就。